数世纪以来，关于性的谈论只涉及生殖本身，性爱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繁衍后代，兴旺部落和民族。尽管许多人在诗歌、戏剧以及专著中都对异性相吸以及彼此不同发出了感叹——在宗教、哲学、政治领域，都将男女之间的爱定义为文明的基石，甚至经常被视为生命本身的意义所在，然而在医学领域，几乎从没进行过探寻其本质的研究。在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所在的那个时代，对于人类的性爱全都是误解、无知、诽谤，甚至是刑罚。而且，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柏拉图把性欲分为粗俗以及高贵神圣两种，认为这是男女之间吸引力的两极动力。在《理想国》（The Republic）中，柏拉图写道：“男女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其生理功能——一方做父亲，另一方生育孩子。”作为医生的希波克拉底则认为，男女都会产生精子，由脊髓分泌，孩子的性别则取决于父母双方的精液哪一方更占优势。有些希腊人甚至通过结扎自己左右两个睾丸进行自我阉割，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决定孩子的性别。尽管主张爱的平等，亚里士多德却一直都认为两性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别，依据自己在动物实验中的观察，他认为男性精子的作用只是唤醒女性体内早已存在着的，却一直处于沉睡之中的微小婴儿。根据那个时代盛行的科学理论，亚里士多德建议夫妻在房事之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他在书中写道：“比起南风，刮北风时进行房事生男孩的机会更高。因为刮南风的时候，动物会产生更多的分泌物，而分泌物过多会造成混合困难；因此，男子的精液就会含有更多液体，女性则会月经来潮。”

文艺复兴时期，莱昂纳多?达?芬奇出色的图示了性以及怀孕期间人体的解剖变化，这些写实主义绘画完全可以用在多年以后的医学教科书上。毋庸置疑，即使是那些最纯洁的参观者，米开朗琪罗、波提切利、鲁宾以及其他西欧伟大的艺术家的那些裸体画也会让他们联想到性爱所带来的生育以及愉悦感受。即使是在这样的繁盛时代，医学仍旧是政治和宗教所禁止的对象，并且两者都明令禁止婚姻之外的一切性行为。在淫乱的生活中虚度了青春年华之后，后悔莫及的奥古斯丁在他的自传《忏悔录》（Confessions）中写道：“少年蠢蠢欲动的心跳困扰着我，蒙蔽了我，让我分不清爱的宁静与性的阴暗。”这本书一直影响了数个世纪，以至于宗教在谈论到性的时候，总是告诫人们其中所潜伏的罪恶，即使是已婚夫妇，也要对此十分当心，加以戒备。

一直以来，社会上有关女性的争论都离不开性这个话题。在法国，詹森主义者（the Jansenist）认为政治革命早就已经被放纵的性欲消耗殆尽了，他们的谴责得到了英国加尔文教徒（the Calvinist）以及那些奔向新世界（the New World）的清教徒（Puritans）的强烈反响，他们带领着巫婆搜寻那些没有孩子的女人，据他们说，他们的不孕全都是缘于魔鬼的原因。即使是马丁?路德，这个在教会里谴责独身主义的伟大新教改革者，也把女人视为低人一等，在他看来女人只是男人罪恶的欲望以及他们繁衍后代所需要的被动容器。“依靠自己的女人是不完整的，”路德在1524年寄给三位修女的信中写到，“上帝创造了女人的身体，她应当陪伴男人，为他生儿育女。”

到了工业时代，移居城市的人们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再也不用像从前在农村里那样没日没夜地辛苦劳作了。可以通过性来赚钱之后，农场工人更是日益减少。在城市里，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女人不断地争取着教育以及选举权方面的平等，诸如不得使用童工这样的进步理念也逐渐进入了公众视野。医学的焦点也逐渐从灵魂转移到了人体本身。早期的先驱之一，被视为现代外科学创始人的约翰?亨特医生，对于手淫导致阳痿这个普遍的旧观念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在盗墓还未被明令禁止之前，亨特是盗尸贼的忠实客户，通过对解剖那些坟墓中挖出来的尸体，他掌握了人体生殖系统的内部器官结构。据他的传记记载，亨特声称自己完成了全球首例人工授精，在对梅毒以及淋病的测试中，他甚至把自己作为实验的对象。当他尝试通过妓女给自己的阴茎接种这种性传播疾病时，据说事与愿违，并未成功。当时许多冒牌医生混在合法医生的队伍中，声称可以治愈所有的性功能障碍，到处兜售药水，祸害百姓。苏格兰人詹姆斯?格雷厄姆因为号称自己治好了德文郡公爵夫人的不孕症而名声大噪。出于感激，她资助格雷厄姆开设了格雷厄姆疗养所，在那里，伦敦人可以听有关药物效力的讲座，读他所写的书《爱的讲座：给已婚男女的私密建议》（Lecture on Love; or Private Advice to Married Ladies and Gentlemen）的节选，或者接受轻度电休克治疗的刺激。用现在的标准，花上5万美元，英国最富有的夫妻可以在振动的“神仙床”逍遥一晚上，格雷厄姆承诺说，当两人在这个精妙的装置里被爱之愉悦强烈的骚动后，任何贫瘠都会变得多产。

早期的美国社会深受西欧的影响，在性爱方面，表面上信奉着基要主义，私下却是不拘传统、功利至上。在讲道坛上，科顿?马瑟以及其他人都用火焰硫磺那永远的诅咒来训诫人们，告诫人们说，那些屈服于原始欲望的人会下地狱。“如果有人……陷入了可耻的邪恶，”这位哈弗校长的儿子，马瑟责骂道，“那就请全社会一同来指责他。”为了防止人们忘记这些教导，纳撒尼尔?霍桑在自己1850年出版的小说《红字》中描绘了一位激情与性压抑交加的女主人公，并讲述了她在承认通奸之后背负的象征清教徒罪行的大大的“A”的故事。尽管有这么多清楚的警告，然而，在十三个前殖民地，性爱是一件错综复杂的事。在南方，至少有一位白人开国元勋由于自己的黑奴而遭到了惩罚，而在北方，聪明却世俗的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曾指出床上的经验远比年轻貌美更有价值。他建议说：“夜里的猫都是一样的灰色，熟女所带来的肉体快感只会好不会差，任何事都是一个道理——熟能生巧。”

美国人混淆性爱与宗教信仰的倾向让一夫多妻制的摩门教徒（Mormons）在盐湖城大胆地寻找着自己的庇护所，在那里，他们可以任意追逐，相互厮混。在同样的驱动力之下，基于“基督共产主义”、优生学以及为了“性爱”而非“生育”分享爱妻的理念，约翰?汉弗莱?诺伊斯于19世纪40年代在纽约北部创立了“自由性爱”奥奈达殖民地。维多利亚时代进入19世纪末之后，政府逐渐减少了西部地区性交易许可证的发放，开始管制那些新兴城市、妓院以及堕落南部佳丽经营的老公寓楼里的色情交易。尽管如此，宣称自己有一个私生子（“妈妈，妈妈，爸爸在哪儿？”他的竞争对手嘲弄道。“去白宫了！哈哈哈！”），对非法性交易的不屑态度并没有妨碍格罗弗?克利夫兰当选美国总统。安东尼?康斯托克则是发动了一场针对罪恶的改革运动，立志要铲除图书馆、邮局以及舞台上一切淫秽的事物。早期的几个女权主义者，尤其是维多利亚?伍德哈尔，在争取女性选举权的同时也大力宣扬性爱平等。作为一个作家和报纸编辑，伍德哈尔在康斯托克法案颁布之后被捕入狱，其原因是她曝光了著名传道士亨利?华德?比彻和他至交的妻子之间的地下情——有关这件伤风败俗之事的新闻标题就和后来美国总统与他女实习生之间的绯闻一样骇人耳目。

《性爱大师》/托马斯·梅尔/上海译文

托马斯?梅尔